19年前已被執(zhí)行槍決的“呼格案”，經內蒙高院作出再審判決，宣布呼格吉勒圖無罪。10天后，內蒙高院作出國家賠償決定，向呼格父母賠償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近206萬元人民幣。對于賠償結果，呼格家表示“能夠接受”，但強調錢多少都不能彌補此案帶來的傷害，“希望類似的冤假錯案再也不要出現，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新年愿望”。

我們感佩呼格家人的善良，自己承載著在冤案中失去親人的痛苦，卻不忘對社會、對他人遠離冤假錯案的祈禱與祝福。金錢不能贖回被冤槍決者的生命，但以國家名義的賠償，必須喚起避免冤假錯案的反思。否則，這筆錢稍有安撫呼格家人的作用，卻沒有敲響社會警鐘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只是政府和司法界，作為社會的方方面面，誰也不應該自認是毫無干系的旁觀者。

作為媒體及媒體工作者不能不反思：一個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從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曾與我們發(fā)生聯(lián)系？一個冤假錯案的釀成及平反昭雪，媒體的作為或不作為、錯作為會產生什么作用？

呼格被冤，首先是當地司法體系的失誤，公檢法三家各有各自的責任。不論是公安局偵辦案件、檢察院提起公訴，還是法院的獨立審判，第一原則就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一個積極的報案人，最后被公安局認定、被檢察院公訴、被法院判決為死刑犯，毫無疑問是違背事實的誤判。這種誤判，不能說是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故意，但出于某種動機的主觀意志（比如破案立功）推動了冤案形成，卻是大有可能的。

一個案件發(fā)生之后，媒體以報道者的身份與案件產生聯(lián)系。從當時情況看，“呼格案”的偵破與審判都不是封閉的，即媒體可以采訪、報道與案件有關的信息。但從當地媒體當時見諸報端的報道看，主要是循著司法機關有罪推定的思路，肯定并大加贊揚破案的智慧與神功。媒體是輿論公器，發(fā)現事實、接近真相并向公眾報道是其最重要的職能。限于專業(yè)，媒體可能難以及時發(fā)現、準確判定與案件偵辦、審判相關的事實；你可以不報道，就如可能做不到時時講真話，但可以做到不講假話，不渲染、不報道自己都沒搞明白的事實與真相。一旦你報道了發(fā)言了，且?guī)в屑榷▋A向性，就會產生銷蝕社會質疑與監(jiān)督的作用，為冤假錯案的形成鋪平道路。

“呼格案”啟動重審的艱辛歷程，見證了媒體的發(fā)現與職業(yè)堅守，對冤案的糾正有多重要。改判是法院作出的，但沒有媒體人義無反顧、長達九年的呼吁與推動，這遲到的正義還不知會遲到至何年何月。2005年因真兇落網，已毫無懸念地反證了呼格的無辜。然而，那些在“呼格案”中晉職加薪的有功人員，本能地不想看到冤案推倒重來，自身名利的考量也可能遠遠超過還冤魂以公道。感謝新華社記者湯計，在發(fā)現了冤案的真相及證據之后，寫了5次內參向高層反映，最終戰(zhàn)勝了使該案久拖不決的“一股力量”。

記者對事實的發(fā)現，是一種素質與能力。沒有是非原則，沒有價值標準，就不可能發(fā)現、報道事實真相，就不會有正確的輿論導向。記者對職業(yè)倫理的堅守，是媒體履行社會責任的精神支柱。沒有這種精神，就不可能擔當國家與社會瞭望者的角色，成為有所作為的文明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