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機會，福州倉山的吳氏三兄弟發(fā)現了父親遺留下的4本上個世紀50年代簽發(fā)的房地產所有證。然而歲月變遷，幾處老房子中三處已被擴張成馬路，剩下的一處變成了公房被政府出租。(8月29日《東南快報》)

一處老宅，57年前就已有了房產證。然而，時至今日，它是姓“私”還是姓“公”卻依是謎題。相關部門、相關專家對此各持一詞，看似是政策、法律在“打架”。然而，歷史留下的東西向來粗不宜細。當我們置身于不同時代，方針、政策不同，產權的變動其實也不難理解。

1956年，出于對私有制改造的初衷，政府通過統(tǒng)一出租、管理、修繕，并以將租金的20-40％支付給房主的方式，逐漸轉變房產的私有形式。說通俗一點，就是國家出資修房子、經營管理房子，并用這樣的方式入“股”，再將擴大經營所得的租金支付給房主，逐漸買斷所有權。這種方式可以說即符合當時的私有制改造方針，也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對私有者的直接傷害。

對私有制改造的大躍進，對公有制的強推，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段歷史中的法制環(huán)境和私權保護情況，我們可想而知。因此，國家實行剝奪繼承權的方式否定物權的政策法規(guī)，并不難理解。也正因為此，物權法的出臺正廢止了先前的相關司法解釋，也可謂是保障私利的撥亂反正，與公民物權的回歸。

然而，廢止不允許繼承的相關批復，更多地是出于法律體系的規(guī)范化和系統(tǒng)化，是出于對物權權利保護的一種肯定，其本身并不意味著對已完成公有制改造的確權。換而言之，看似政策、法規(guī)的打架，并不意味著對房產所有權的變更。這就是說，依照1956年的經租政策，已經完成了私有制改造的房產，其所有權就已變更為國家，與被廢止的繼承政策并沒有沖突之處。

這看起來似乎是對私有權利的侵犯，然而，回歸當時的房價水平，及當時政府修繕、擴大出租并支付房主租金的情境中，我們就會發(fā)現，情況遠沒有那么糟糕。

當然，如果這些房產未參與國家經租政策，或者經租政策仍未完成，那房產的所有權就略為復雜一些。但無論如何，通過司法確權的方式著實是一條最佳道路。畢竟，如今的物權法和權利保障，早已是今時不同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