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內一律互稱“同志”，到以職務頭銜、行政級別代替“同志”的稱呼多了起來，“老板”、“老大”不絕于耳，甚至發(fā)展出一套官場“稱謂學”。該怎么稱呼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自廣東省紀委日前發(fā)出關于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的通知以來，一場關于糾正“四風”在稱呼上的表現的討論隨之掀起。

在討論中，很多人提到這樣一種現象，現在，不管是下級稱呼上級，還是上級稱呼下級，都有些無所適從。繼續(xù)稱“同志”總覺得很尷尬，于是，嚴肅一點的話，就以姓氏加職位稱呼，再來就直接借用一些社會上的稱謂，例如，“老板”、“老大”、“哥們”、“兄弟”等等。后一種情況，被認為是庸俗化、江湖化的表現。

姑且不論稱謂江湖化是不是有那么糟糕，僅就稱謂的尷尬而言，它在官場的出現并不特殊。換句話說，稱謂的尷尬呈現于社會各個層面。

稱謂其實與特定的歷史背景、社會關系甚至價值觀念聯系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曾對人際關系以及相應的稱謂作過一次重新界定。幾十年來，這些稱謂慢慢固化下來。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經濟、文化、社會、政治形勢發(fā)生巨大變化，有些稱謂如果繼續(xù)沿用已顯得不合時宜。這個時候，怎么稱呼的問題突然地冒了出來。

舉個簡單的例子，兩個人在街上相遇該怎么打招呼，稱同志還是先生、女士？有些則是舊的稱謂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兩種意義同時使用，時而造成歧義，比如，吃飯的時候把女服務生喚作“小姐”。

進一步來看，社會不同方面的豐富化、多元化，既改變了此前用以界定稱謂的社會關系，也引入了更多包括稱謂在內的新詞匯。反過來說，稱謂上的變化，是社會轉型、各種社會關系調整在不同行業(yè)、領域的反映。

應當說，三十多年的發(fā)展轉型，社會關系中“實”的部分的調整已經基本到位，但名實關系的調整，具體到怎么定“名”、如何稱呼，則情況不一。有些新出現的稱謂在反復運用的過程中，已經固定了下來，但有些沒有完全固定稱謂的地方，仍處于調整轉型期，這也就形成了同一個稱謂在不同領域相互借用的趨勢。

官場內的稱謂混亂，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行政系統(tǒng)內部關系的變化。以“同志”相稱的平等政治意識被打破，科層制等級意識變強，但系統(tǒng)內沒有形成新的規(guī)則界定這種關系，于是，只好借用“老板”等系統(tǒng)外稱謂。其背后的復雜性，不能草草地以庸俗化、江湖化作結。

脫離稱謂困境，需要進行一場全社會范圍的定名運動。其目的，在于給特定社會關系一個明確的稱謂，同時，對原有社會關系定義下，像“瞎子”、“賣淫女”這樣的，帶有侮辱、歧視性的不恰當模式進行修正，即從稱謂層面體現文明社會價值導向?？梢钥吹?，社會組織、輿論已經就后一個問題不斷自發(fā)地進行修正，而領導稱謂上，更多可能要依靠行政系統(tǒng)有意識的自我確立。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