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一篇稱三門峽某村“村支書性侵村民留守妻子: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的文章在網上廣為轉載。9月3日，河南省三門峽市委新聞發(fā)言人發(fā)布情況說明，披露已聯(lián)系到原文作者，請求提供案情線索，作者以“遵循新聞工作職業(yè)道德，為信源保密”為由拒絕。三門峽市公安局也請求雜志或作者提供具體線索，以便盡快破案。

一邊是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因而關系到公共利益，另一邊是記者的職業(yè)道德，以及國際上通行的記者作證特權。三門峽官方與文章的作者就文中涉及相關問題的具體線索而出現(xiàn)膠著狀態(tài)，這事將多年懸而未決的“記者作證特權”的問題再次凸顯在公眾面前。

記者的作證特權是一項國際慣例，它是指記者為維護新聞職業(yè)倫理、保護信息源而免于在法庭上作證的義務。2002年12月11日，海牙國際法院上訴法庭判定已退休的《華盛頓郵報》戰(zhàn)地記者喬納森·蘭德爾有權拒絕“被迫作證”。此前，前南戰(zhàn)犯法庭發(fā)出傳票，要求曾采訪過拉多斯拉夫的蘭德爾出庭作證，原因是他1993年2月11日在《華盛頓郵報》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拉多斯拉夫“希望將非塞族人清除出波黑巴尼亞盧卡地區(qū)”。這一判決表明，記者享有“作證特權”得到了國際法的確認。

我國沒有記者享有作證特權的規(guī)定。我國法律規(guī)定，證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這當然包括知道案件情況的記者。不過，時代在進步，在我國，特定人群免于作證義務也開始出現(xiàn)在法律之中，例如在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中規(guī)定，近親屬在法院審判階段可以不被強制出庭作證。條件適當?shù)臅r候，我國法律也應當確認“記者作證特權”，以保障記者和消息源，保障公眾的知情權，促進輿論監(jiān)督。

再說三門峽這起“村支書性侵”事件，如果“性侵”只是通奸，則屬于道德問題，不涉及刑事犯罪。如果涉及刑事犯罪，就應當從實然和應然兩個角度分析。從實然角度講，法律既然規(guī)定了公民有作證的義務，記者也不能豁免，那么，記者就有義務向三門峽有關方面提供“具體線索”，以方便公安機關偵破案件。

從應然的角度講，如果法律確認了“記者作證特權”，在這里也要區(qū)分不同的情況。像三門峽有關方面要求記者提供辦案具體線索，記者除了為消息源保密外，其他的線索仍然應當提供，比如說記者可以不提供誰爆的料，但誰性侵了留守妻子，被害人是誰等等，還是應當提供的。

另一方面，如果案情特別重大，保護的公共利益特別重要，而消息源又是偵破案件的關鍵所在，那么記者就應當提供消息源。這方面，國際上也有典型判例。2003年，美國聯(lián)邦上訴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納作出一項判決，原告愛爾蘭共和軍首領麥凱維特曾被指控制造恐怖襲擊事件，聯(lián)邦調查局的線人魯伯特是這項指控的重要證人之一，接受過《芝加哥太陽報》的專訪。麥凱維特要求記者向他的律師公開采訪錄音，遭到拒絕后提出起訴，而法官判決《芝加哥太陽報》記者必須交出錄音帶。

楊濤（江西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