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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7日，被警察作為“飛車搶奪”嫌疑人誤抓的秦三仔，在遭受三次吊打后，以“蹲馬步”的姿勢熬過一個通宵，最后死在了公安局刑偵大隊的值班室。當時，施暴的兩名警察被判刑訊逼供罪，卻免予刑事處罰，繼續(xù)供職于新田縣公安部門。2009年8月，永州市檢察院抗訴，此案發(fā)回一審法院再審，結(jié)果與原審相差無幾：兩名涉案警官一個被判緩刑；一個免予刑事處罰。（5月26日《環(huán)球時報》）

按常理而言，在一個法制社會，罪與罰應(yīng)該是成對出現(xiàn)的。犯了罪就要受到相應(yīng)法律的處罰，處罰是為了懲罰當事人的罪行，杜絕此類的犯罪再次發(fā)生。而如果將罪與罰兩者分開，只有罪沒有罰或者是只有罰沒有罪，這是法制社會難以允許的。

在這起警察刑訊逼供致人死亡被免刑責(zé)的案件中我們卻可見這種罪而不罰的邏輯在現(xiàn)實中的演繹。法院在兩次判決中都認定了原告犯刑訊逼供罪，但這個罪狀的判定卻與應(yīng)受到的懲罰極不相稱，法院每一次都以“莫須有”的理由對其進行了減刑甚至是免于處罰。給公眾留下“量刑畸輕”和“群眾打死了嫌犯”的疑問。

客觀而言，公眾對刑訊逼供并不陌生，且不說影視劇中那些屈打成招的鏡頭層出不窮，就現(xiàn)實而言，從云南的“躲貓貓事件”到湖北佘祥林案再到前不久的趙作海錯案……公眾對刑訊逼供本身已經(jīng)有了心理免疫力，不再驚詫于法治社會下怎還會有如此的知法犯法。這既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哀。

在以往的刑訊逼供案件中，刑訊逼供者都會想方設(shè)法找理由來掩蓋刑訊逼供的事實。雖然諸如躲貓貓等理由十分荒唐，但這還是反映出了當事人對刑訊逼供社會影響的心虛，而且在法院判定屬于刑訊逼供后，當事人都受到了相應(yīng)的處罰。

這起案件讓公眾寒心在于法院已經(jīng)明確判定這兩位警察屬于刑訊逼供，但最后卻以近乎荒唐的理由對其減刑甚至免罪，一而再再而三。法院對這一系列的做法沒有絲毫掩飾，完全是在公眾的眼睛下進行的。這是對知法犯法的不以為然，是對公眾智商和容仍度的公然挑釁，更是對法制的公然蔑視，何其囂張！

現(xiàn)在有一種說法叫“嚴格地說……客觀上而言……”，前者是一種價值判斷，這種價值是基于社會本應(yīng)有的價值而言的，是人心所向；后者是一種事實判斷，這種事實是就有眼下的實際而言的，是一種現(xiàn)有條件。套用過來就是：嚴格地說，對于刑訊逼供的警察理應(yīng)受到嚴格處罰，但是客觀而言，卻因為種種原因而被免于處罰，正如參與案件偵查的一位檢察官所說“人情干擾讓案件偵查難度很大。”表面而言，這是一種個體的無奈，實則反映的是罪與罰的脫離，是公權(quán)對法制的公然蔑視。

西塞羅曾言：“法律總是把全民的安全置于個人的安全之上”，而罪而不罰實質(zhì)是將個人的安全至于全民的安全之上。值得我們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