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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法不是刑法——后者法不容情不能調和，而前者的法理與情理完全可以也應該在特殊情形下作出調和。若以執(zhí)行刑法的思維來執(zhí)行勞動合同法，難免讓人寒心。

甘肅省蘭州市清退最后1240名代課教師的事，引起了《人民日報》關注。

本周二，該報刊發(fā)《這一次離開，可能就是永遠》的長篇記者調查，記錄了近期已被清退的部分代課教師的可嘆與可悲。為此，還專門配發(fā)《剛性政策，更要有情操作》的評論，提醒蘭州有關部門能否有情操作“考驗政府執(zhí)政能力和執(zhí)政智慧”。

張永明做了19年代課教師，被清退前月工資200元出頭，蘭州市“清代”每年教齡補償1000元，政府“買斷”張永明教齡只花區(qū)區(qū)19000元?！澳挲g大了，除了教書啥也不會，打工都無人要，這后半輩子咋過呀”——張永明黯然神傷嘆息連連。

教育部2001年首次提出辭退不具備老師任職資格的代課教師，到2006年進一步提出逐步清退所有代課教師，蘭州的“最后清退”正是依據此項剛性政策。可蘭州之所以成為“典型”，我想原因不外乎有二：

其一，師資短缺年代，代課教師對普及義務教育作過不可替代的特殊貢獻，尤其在中西部貧困地區(qū)，代課教師報酬微薄，卻年復一年教書育人，該特殊群體對提升貧困地區(qū)人口素質功不可沒。時過境遷，各地豈可把他們當成包袱甩。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全國性的國企“關停并轉賣”甩歷史包袱，其社會影響及后遺癥至今未能完全消解，同樣的教訓非得在代課教師身上重來一次？其二，蘭州“個案”的背后，很可能在貧困地區(qū)帶有普遍性。權威中央媒體的報道歷來講究“剖析個別隱喻一般”，顯然要對整個貧困地區(qū)的“清代”提個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