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近代國際法輸入中國，均勢結盟思想逐漸為晚清洋務思想家和外交官員所接受并在外交實踐中得到應用。由于新興日本和歐美列強對朝鮮的侵略產生了所謂的“朝鮮問題”。為了借助他國力量來對付主要的敵人，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推行了各種聯合與抵制活動，以維護中國在朝鮮的傳統(tǒng)利益。
【關鍵詞】清政府 朝鮮問題 聯合與抵制
由于清政府對朝鮮的勸導通商，1882年5月24日朝鮮與美國簽署了《朝美通商條約》。英、德等歐洲列強不久也與朝鮮簽署了類似的通商條約，朝鮮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在朝鮮事務中，各種國際勢力犬牙交錯，為清政府推行聯合與抵制活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由于受到均勢結盟思想的影響，當時許多人主張在朝鮮問題上借助一國或多國的力量來對付主要的敵人。本文旨在探討19世紀8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為維護在朝鮮半島上的傳統(tǒng)利益，所推行的各種聯合與抵制活動。
近代均勢結盟思想對清政府外交的影響
1864年《國際法》在中國出版發(fā)行，這引起了近代中國人對西方均勢理論的極大興趣，再加上受中國傳統(tǒng)的合縱連橫思想的影響，均勢結盟思想在當時的洋務思想家和外交官員中幾乎成了外交的主流思想，并在外交實踐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丁日昌在1879年關于海防問題的上奏中就指出，西方國家都有它們各自較親近的伙伴，如英國與法國，德意志與奧匈帝國，它們可以在危機時刻相互幫助，而中國由于長期以來受“天朝上國”思想影響，不重視盟友的建設，因此他建議“于法美德之中，聯絡一國，結為盟友，以備緩急之用”。①主辦晚清外交的李鴻章就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及以后各國對中國的聯合侵略表現出無比的憂慮和郁悶，他把列強聯合侵華的局面比喻成“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令中國防不勝防。言外之意是中國在列強聯合侵略下顯得太孤單無助了，中國亟需可靠的外來力量。
朝鮮在中國傳統(tǒng)的藩屬體制中歷來最受重視。“朝鮮問題”成為晚清外交的棘手問題。為消除列強“協以謀我”的局面，李鴻章在朝鮮問題上實施“以夷制夷”，極力推行了各種聯合與抵制活動，以維護清政府在朝鮮的傳統(tǒng)利益。
清政府對日本侵朝野心的防制
近代日本從最開始就把朝鮮放在了關乎其生死存亡的位置，視朝鮮為其抵御外來侵略的最后屏障，也是在亞洲大陸擴張的第一站。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話來說，朝鮮是“一把刺向日本腹部的利劍”。清政府很重視對朝鮮的關系，很早就注意到了日本對朝鮮的侵略野心，當初中日立約（指1871年9月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guī)》）的目的之一就是“隱為朝鮮等國預留地步”。朝鮮開國后，歐美列強勢力一涌而入，清政府便利用歐美列強與日本在朝鮮的利益矛盾來牽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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